最近一連讀了兩篇解讀電影的文章,再次掀動我對於寫作電影評論的不安。
先是「《珈琲時光》的文化符號」(《明報》2005年5月31日)。再有「中國看世界 世界看中國─淺論賈樟柯影《世界》」(《明報》2005年6月5日)。
我的不安,源於我在兩篇文章再次讀到一種頗普遍存在於學術圈子、於解讀大眾文化時的思考及寫作模式。而這套模式,對於文本的理解,到底是深化,還是桎梏,越見存疑。
因此,我以下的批評,並非旨在針對個別文章,而是希望對某種頗普遍的思考及寫作模式,提出反思。
讀畢兩篇文章,撥開那些由學術詞彙組成的迷陣後,我實在不知道它們到底告訴了我關於影片的什麼。不禁問,如此電影閱讀是如何產生,為何而寫、為誰而寫?
(一) 「《珈琲時光》的文化符號」
先看「文化符號」一文,作者指出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謂符號有五種,分別為人物、懸疑、情節、結構與文化,然後通篇就是從《珈琲時光》中找出與之對應的五種符號。為什麼要從一個電影文本中找出某些理論的構成元素呢?找到了又如何呢?作者一開首就作了解釋︰因為樂趣豐盈。
於是我作為一個讀者,調節了閱讀期望︰這不是一篇影評,而是「符號學入門」,符號學為主,電影為輔。但即使作如此閱讀,其「符號學」解讀仍值得商榷。
羅蘭‧巴特謂之符號(sign)者,是由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組成。簡單舉個例子,當我們看到「豬」字(符號)而能明白其意思,那是由於這個筆劃組成的文字形象─豬(signifier),與那有四條腿、一根短尾巴、其肉為人類主食的動物(signified)這個概念內容相結合的結果。而「豬」這個符號,亦能進一步成為另一個符號的能指,例如罵人是「豬」,所指就是懶、蠢等。但要注意的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arbitrary)的,甚至是不穩定的,往往是某特定歷史文化中權力操作的結果。符號學就是要解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檢視意義是經過何種權力操作、如何在文化中產生的。
但當作者逐一指出《珈琲時光》裏的人物符號「當然是主角陽子的外貌、神態、聲音」;情節符號就是「從其他作品而來的相近故事模式」─《東京故事》;結構符號「通常是一組又一組相對的概念,電影中的城與鄉、在家與在外、台灣與日本、時間與空間等,都可以構成意義的坐標」等等,請問這些被指認的符號,其所指為何?縫合能指與所指的規則又是什麼?在電影文本中,產生了什麼意義?
很可惜,我只讀到一些劇情描寫,沒有分析,也沒有下文。
至於因為沒有大特寫,主角陽子的面孔就被標示為偵探小說慣用的「懸疑符號」,更未免有穿鑿附會之嫌。侯導的影片,幾乎每一部都只用遠鏡、中鏡拍攝,記憶中鮮有大特寫。如果此說成立的話,侯導豈非繼希治閣之後又一「懸疑大師」?印象中侯導曾對鍾愛遠鏡作過解釋,為的是要刻意拉開觀者與戲中人事的距離,給予觀眾一個閱讀空間。對此,當然可以「作者已死」(羅蘭‧巴特語)作辯,但也不見得讀者就此享有無需引證的詮釋自由吧。影片的敘事並非順著陽子看不清的面孔而推展,所以「懸疑符號」一說,未免牽強。(況且順帶一提,我對陽子的面孔,倒印象非常深刻,一點也不覺「懸疑」。)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羅列了這一堆符號,之後又如何呢?卻沒有之後。之後把球抛給湯禎兆了。但很可惜,湯禎兆「提出的侯孝賢逆寫《東京故事》的解讀方向︰父母不再是子女的包袱,反而當今的兒女才是父母心頭的重擔」,怎麼讀也難和先前被指認的一連串「符號」產生有機聯繫。到底這一連串被指認的符號,彼此間有什麼關連?對影片的整體理解產生了什麼意義呢?……
縱觀全文,若去掉「符號」二字,「人物符號」作「人物」、「情節符號」作「情節」、「結構符號」作「結構」,我實在看不到於文章的意義可有什麼改變。「符號」二字在此,極其量只是文句裝飾。
我不得不對文章的「符號學解讀」作此結論︰空洞的能指,牽強縫合的意義。
請容我回過頭去問一個問題,符號學於我們解讀文本的意義就是在文本中把它們逐一找出來嗎?就是為了在尋找的過程中獲得豐盈的樂趣嗎?
以我粗淺的理解,若要引用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作分析工具、並產生積極意義,是不應與他的另一重要概念─ 迷思(myth)─分割開來的。所謂「迷思」,就是指前面提及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任意的關係,被誤認為必然,而由其組成的某些符號,亦因而在一個文化中獲取了「真理」的位置,壓抑了其他價值,排斥了其他組合的可能性。而符號學作為思考工具所產生的積極意義,正在於其解拆迷思,釋放出其他可能性。
若運用符號學作為解讀工具,只是為了覓得對號入座的樂趣,那只能令我想起兒時讀物《智力世界》裏的趣味遊戲︰請於五分鐘內找出兩圖間十個相同或不同之處。
但這,和影片本身又有什麼關係呢?
(二) 「中國看世界 世界看中國─淺論賈樟柯影《世界》」
「世界」一文的結論稱《世界》是一個關於看的故事,而導演賈樟柯於影片呈現的「看」,使他有別於中國第五代導演,沒有向西方獻媚︰「(賈的)拍攝方法顛倒了第五代導演經常為人所詬病的毛病——為西方人而拍電影,逆反了那種單向式的東方女性美麗的展現。」
至於此一論點是如何從影片中得出來的呢?作者僅以影片中主角小桃與俄羅斯女子Anna的兩場戲 ─ 或更準確來說,是她們二人「看與被看」的位置 ─來舉證︰「……俄羅斯朋友定睛看着小桃,車輛的高速行駛,沒有令她眨眼;相反小桃自始至終沒有回看俄羅斯朋友,雙眼充滿自信的看着前方。……這一幕戲顯然二者是處於『看』(那俄羅斯朋友)與『被看』(小桃)的關係。」
作者繼而引了莫爾維(Laura Mulvey)的「視覺愉悅」理論,目的似乎是想以之分析小桃與Anna「看與被看」的關係。但筆鋒一轉,作者又說「《世界》所展現的看與被看關係,顯然有別於莫爾維所說的『視覺愉悅』。首先,雙方並非男性和女性的關係,而同是女性;其次,看的一方並不象徵着權力,反而被看的一方擁有權力,所以小桃沒有回看對方的需要,自傲的表情反使看的一方迷惑。」
怪了,作為讀者,我不禁問,既然根本不同,那幹麼要引用,引完又說沒有用呢?除非作者的寫作目的是為了批評Laura Mulvey「視覺愉悅」理論之不足。但一來,小桃與Anna的關係,實在與「視覺愉悅」理論產生的語境(context)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二來,這顯然亦非作者的寫作意圖。
只有回過頭去,從作者的結論中,才能看出端倪。現有對張藝謀、陳凱歌二人「拍給老外看」的批評,總離不開他們影片中「看與被看」的處理,而LauraMulvey又是電影理論中拆解「看與被看」之權力關係的鼻祖,經常被引用。於是,為了要證明賈樟柯與張、陳並非一丘之貂,則不得不同樣分析「看與被看」的視點關係,不得不也拉進Laura Mulvey,來進行反證。但奈何,電影自有其生命軌跡,從不是為了貼服地套進理論而生,於是,就出現了上述那種無端搬出Laura Mulvey的理論,又繼而指其不適合的申論尷尬。
Laura Mulvey提出「視覺愉悅」理論,是出於女性主義立場對主導著荷里活影片的男權意識提出的批判。其理論並非簡單建基於某一兩部影片中某一兩場戲裏的男人望女人,而是總括而言,荷里活影片的攝制,是以男性視點為出發點,而該視點位置,通過把女性物化,使男性觀眾獲得掌控者的優越地位,愉悅之感亦由此而生。(Laura Mulvey其後對此理論進行修正,但不在此論)。
回到《世界》裏的小桃與Anna,兩個同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的女性,彼此亦不牽涉情慾關係,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真不知從何說起,更別去問觀眾的認同位置,以及誰的愉悅感。我只能說,「視覺愉悅」理論在此是完全out of context,而非反證了賈的影片不是拍給老外看。(當然,我希望你不致認為我這樣說,是認為賈的影片的確為洋人而拍吧)。
任何電影場口,只要鏡頭拍攝的並非是牛呀羊呀山呀水呀,只要涉及一個以上的演員,總難免有(或沒有)眼神交流,難道當兩個演員「你眼望我眼」,就象徵權力平等嗎?能如此割裂地斷章嗎?
更荒謬的是,小桃與Anna的對手戲,其實只佔了整部電影的小部份篇幅,真搞不清作者究竟根據什麼以為此偏得以蓋全?以為小桃與Anna的戲於影片起了提提綱挈領的作用?更何況,那「偏」也不過是一重理論錯摸。
文章作者繼續以張、陳二人的影片來反襯賈樟柯電影的不同︰「由世界各地特色破破碎碎拼湊而成的,就是今日中國的面貌。我們在電影中再見不到那些刻意象徵中國的深宅大院(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皮影戲 (張藝謀《活着》)、傳統京戲(陳凱歌《霸王別姬》)等。」
每個導演自有其美學理念、拍攝立場以及題材興趣,賈樟柯電影裏的中國和張、陳呈現的不同,那不是挺自然的事嗎?但總不能倒過來,因其有所不同,沒有拍「深宅大院」,就被反證為沒有向西方獻媚吧?(因作者列舉的那些所謂刻意的中國象徵,正是兩位導演被詬病的例證。)
並不是說不同年代的導演之間不能彼此比較,但那涉及的是中國當代電影史的脈絡,我們需要比較、分析更多不同的導演,才能從一群各有特色的導演中得出其同代人的普遍性。再說,就算同樣是第五代的其他導演,也不見得個個都拍「深宅大院」吧。中國第五代導演並不只是來來去去只有張藝謀、陳凱歌。
整篇評論,讀到這樣一種思考邏輯,當有中國導演在國際地平線上冒起,就先以張藝謀、陳凱歌二人所受的批評為標準,放到一塊兒比併一下︰一樣還是不一樣。然後,才回過頭去,從影片中找一些場景,支持自己的看法。因為,若是從電影本身出發,從小桃與Anna的寥寥幾場戲的「看與被看」,是無論如何也難推論到賈樟柯「逆反了那種單向式的東方女性美麗的展現」,更遑論托大到總結整部影片就是關於中國與世界的「看與被看」。
我只能說,學院中人,被歐美主導的電影、文化評論,迷惑太深。只獨沽一味,集中精力看是拍給洋人看不是;影片本身說的什麼,都顧不及了。
電影作為獨特的影像媒介,以其色彩、構圖、遠近鏡頭、剪接、時間、空間、演員演出等等,或牽動了我們的情感,或衝擊著我們的思緒。
可是,我於一星期內讀到的這兩篇電影解讀,除了讀到由一連串學術詞彙縫合,但其實內容空洞、立論粗疏的文字生產之外,我不禁問,電影呢,電影哪裏去了?
而更可嘆的是,如此電影解讀之寫作,絕非個別例子,反而經常俯拾皆是。
不禁再問,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評論─若非由學術詞彙堆砌而成的穿鑿附會?
前兩天讀楊照的「故事被評論癖取代」(《明報》2005年6月10日),文章該是衝著文學而寫,但於電影,何嘗不是。
或許在這個時代,作者真死了,但要死,也該讓人家死得瞑目吧﹗
評影評(二)︰我為什麼要寫那篇長長的影評批評評影評(三)︰最後,從回應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