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章︰對幸福生活的一點思索

因著「七字頭」的緣故，和周保松成為朋友。昨天收到保松傳來一篇寫於年前關於「幸福」的文章，讀完，也問自己同樣的問題，發覺自己對生命的看法原來起了很大變化。也把文章轉載於此，與大家分享。


周保松︰這篇文章是年前一時有感，匆匆寫下來的一些想法。問題很大，不少想法也很粗糙，甚至連我自己也有質疑。例如視ground project為構成good life的必要條件，便未必妥當。設想一個王家衛式的電影中的人物，生活只有當下只有片段，沒有延續沒有整體，更談不上有什麼ground project，這又如何？我仍然不太曉得回答這問題──雖然我頗肯定大部份人的生活不是這樣。大部份人的生活，都是有重心有故事的。寫得匆忙，也沒當一篇正經文章來寫，有些英文引文也沒功夫譯出來，而且學究了一點，抱歉。不過，我很好奇其他人怎樣思考這些問題。將文章拋出來，只是想聽聽其他朋友的看法（pochungchow@yahoo.com.hk）。

對幸福生活的一點思索

什麼樣的人生，才是一個美好的人生？這是值得每個人關注的問題。蘇格拉底（Socrates）便認為，人生最值得關心的，是「我該如何活著」（How Should I Live）的問題。而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答案，是認為人生終極的目的，是追求幸福（Happiness）。

大抵很少人會反對阿里士多德的看法。但對於什麼是幸福，人們卻有極為不同的意見。不少人認為，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普遍性的答案，因為在多元社會中，各人有各人的選擇。幸福，往往只是個人的主觀感受，沒客觀性可言。它只是一個相當形式的概念，不同人可以填進不同內容。在一個非目的論、非神學的世界中，任何為幸福生活下一個較實質及普遍性的定義的努力，似乎均注定徒勞。

這的確是很難的問題。合理的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是現代自由社會一個顯著的特徵。強行將不同的價值觀人生觀排高低定優劣，既不可能，亦沒必要，更不可欲。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只要沒違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每個公民自可根據一己的喜好去追求各自的人生理想。國家對於什麼是幸福的生活，採取中立的態度，不加干預。對於「人該如何活才叫活得好，活得幸福」這類問題，自由主義認為不是公共政治要處理的問題，而是個人在私人領域中的選擇問題。但自由主義這種立場，並沒有真正回答蘇格拉底的問題。它只是將它擱在一邊，不去處理。由此，很多人遂認為，所謂幸福及意義問題，只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只要是人們真誠選擇的，便有意義有價值。不同選擇之間，沒有高下之分。幸福，純粹是人的主觀賦予。去到這一步，蘇格拉底的問題，不僅被擱在一邊，更加被消解掉了。人該如何活？按你當下的主觀意願去活。什麼是幸福？滿足你當下最想滿足的欲望便是幸福。

從政治安排的觀點看，自由主義的做法自有其理由。但將人生意義的問題歸入私人領域，並不涵蘊意義問題便從此被消解，一切還原為個人的主觀選擇，然後便接受價值主觀主義的結論。道理不難理解。即使選擇重要，但不表示凡個人所選擇的，便有價值。選擇或許是幸福的必要條件，但卻肯定不是充份條件。一個人的生活是否幸福，在於他選擇的生活是否有價值有意義，而不僅僅在於選擇本身。以下是筆者一些很初步很不完整的對此問題的思考。我將指出，一個幸福的人生，需要滿足一些條件。而人是否活得豐盛有價值，並非完全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

首先，蘇格拉底的問題本身，必須假設我們每個人是有意願去追求幸福的。其次，我假定幸福問題，和意義問題有緊密聯繫。一個幸福的人生，便是活得有意義的人生。而意義問題，則和價值問題分不開。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的生活一點價值也沒有，我想他也不會尊重珍惜享受這種生活，自然也談不上有什麼意義。因此，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形式的生活，才是有價值的生活。

這個問題也意味著，我們所要探討的，不只是人生某一時刻某一活動的價值，而是從整體人生來談。我們視人的生活為一有連貫性的整體（unity），而不是割裂的及片段式的。而令得人的生活具有某種同一性，並將不同目的聯繫起來的，是John Rawls所稱的「人生觀」（conception of the good）又或Bernard Williams所稱的「根本計劃」（ground project）。這些ground projects決定我們人生的基本關懷，並成為解釋及證成我們行動的參照系。它們是賦予我們生活意義的背景。舉例說，如果我的ground project是要做一個好的哲學家，我的生活便自然會以此為目標，並為實現這個計劃，定下其他的「次計劃」（sub-plans），然後努力選擇有效的方式去實現這個計劃。Ground projects之所以根本，是因為它對我們十分重要，以至成為界定我們身分（identity）及生活意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什麼令得我們的ground projects有價值？這有內在和外在兩方面的原因。就內在言，行動者（agent）本身必須認同這些計劃對他的意義。若從第一身的角度看，自然是當事人必須相信自己的生活是有價值的。而且，這個「相信」，必須有理由支持，而不只是個人任意及主觀的選擇而已。畢竟，生命是「我」的，而「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在乎自己如何活。因此，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其實是一個「自我證成」（self-justification）的過程：我為什麼選擇此而非彼，為什麼放棄這而非那？一個重視自己生活的人，必不會認為凡是自己選擇的便有價值。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有可能會犯錯，知道生活有不同的可能。又，這些project不一定是人的選擇的結果，例如有人自小在某種宗教環境中長大，視信仰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儘管如此，要使這些projects成為一個人真正的關懷，還是要得到個人的接受（endorse）。

但內在的認同，並不足夠。我們所選擇的人生計劃，還需要得到外在的認同。這有幾層意思。第一，我們活在社群當中。我們對自我的理解，總是和所屬的傳統文化分不開。「我是誰？」，問的不僅僅是對抽象自我的理解，還有具體的身分：我是一個老師，一個中大畢業生，一個香港人等等。這些角色的內涵及其意義，相當程度上是由該社會的文化傳統界定的，而非個人選擇的結果。第二，一個人的ground projects的形式、內容及其重要性，不是個人獨白沉思的結果，而往往要訴諸所屬的傳統文化的不同資源，從而證明其合理性。例如，在日本，很多男性視做相撲手為人生最大目標。但在香港，這卻難以想像，因為香港並沒有相撲的傳統，社會也不視此為一有價值的活動。

所以，ground project的價值深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我們希望我們的projects，得到其他人及社會的認同，尤其渴望得到Charles Taylor所說的「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接受。所以，所謂外在和內在兩個方面，總是互為影響，互為牽制。當我們從內心肯認自己的ground projects時，其理由往往正來自於所屬的傳統文化。但人作為有反省意識的理性主體，卻有相當高的自主性（當然因人而異）。他不是被動的接收外在的訊息，然後照單全收。即使外在環境的壓力如何大，個體依然可以通過反省，進行調整及抗衡（雖千萬人吾往矣、遺世獨立等是較極端的例子）。

所以，當個人在判斷ground projects的價值時，既非完全主觀任意，亦非決定論。它總牽涉主體對自我，對身處環境的不斷的理解和反省。Ground projects既不是不變，又不是隨時可變。前者不可能，因為我們有自由意識。後者不合理，因為若果隨時可變，便正和ground project的理念本身有衝突。Bernard Williams 在提出他對效益主義的批評時，便說明了Ground Project的這種性質：

The point here is not, as utilitarians may hasten to say, that if the project or attitude is that central to his life, then to abandon it will be very disagreeable to him and great loss of utility will be involved…On the contrary, once he is prepared to look at it like that, the argument in any serious case is over anyway. The point is that he is identified with his action as flowing from projects and attitudes which in some cases he takes seriously at the deepest level, as what his life is about.(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p.116)

如果以上分析合理，那麼說，一個人的人生意義，純是個人主觀的選擇的結果，便不正確。當然，這並不表示不同的ground projects之間，可以有一客觀的次序，排出價值高低。儘管如此，即使在一個多元社會中，社會仍然會對不同projects進行排序。按Walzer的分析，社會由不同的social goods構成不同「領域」（spheres）。不同projects亦由此而生。但這些social goods，總會有些佔優勢，從而令其轉變成dominant goods。（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chap.1）在資本主義社會，佔主導的領域當然是市場，而市場的媒介是金錢，金錢則可以入侵其他領域。既然如此，賺得金錢愈多的projects，在當下社會來說，排序自然是最高的。

問題卻在於，當我們探問人生價值時，我們不是只從外在觀點（external point of view）來看，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從內在的，第一身的觀點（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來看，即：這個project為什麼對我重要？而答案卻不能完全由外在條件來決定。即使社會主流認為某一職業最能賺錢，亦不意味每個人必須以此為人生的終極目標。作為一個自主的人（autonomous being），我們總可以有其他考慮和堅持。這些考慮可以是反潮流的。（當然，反潮流不表示其背後的理由是自我創造的。我們可能只是從社會文化中吸取其他資源來肯認自己的project）。例如做一個藝術家雖然可能要捱窮，但藝術創作所帶來的滿足感，卻是金錢不能買到的。因此即使社會大多數人不認同我的project，我仍然可以肯定其價值和意義。（當然，這有程度上的分別。如果沒有一個藝術家社群，又或該社會對藝術創作沒有最低度的承認，這種堅持會相當艱難，因為外在壓力會變得很大，選擇的機會成本也會隨著增加。）

就此而言，人的自主性，令得人成為自由人。人的自由的本質，令得價值的客觀排序變得極為困難（嚴格點說，人的自主性和多元社會，是互為影響，並共同導致此一結果）。這種自主性，也許正是人作為人的高貴所在。亦由於這個理由，我們可以同意Raz的分析，一個自主的人生，需要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環境。(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只有社會肯定不同social goods及conceptions of the good的內在價值時，不同個體在作選擇時，內在和外在兩者之間的張力才不致如此大，社會才能寬容，甚至欣賞那些「特立獨行」之士。

既然ground project對我們的人生如此重要，那麼人們在實踐自己的ground project時，當然需要投入及付出。當然，不同projects所要求的投入程度各有不同。但一般來說，很多ground projects都需要相當大的付出。例如一個人立志做一個藝術家，便需要很長時間的練習觀摩，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嘗試。同樣道理，文學家科學家運動員醫生政治家等等，都是一樣。

既然如此，那是否表示一個人對自己的計劃愈投入，從而愈成功，生命便愈有價值？這並不易答。原則上，如果一個人愈重視他的ground project，那麼滿足感理應會愈大，生活也愈感到充實。但人生可能不止一個project，又或人生有其他寶貴的價值，值得我們追求。可是在時間及其他限制下，這些價值常常和ground project有衝突。例如當一個人耗盡所有時間在某一project上面，他便可能要放棄家庭生活、友誼、愛情等。但這些東西，對很多人來說，同樣是構成幸福人生的一個重要條件。所以，如何取得平衡，是一不易處理的問題。另一原因是，一個人愈投入某一project，該project在其生命中的份量便愈重，則期望會愈高，受到挫折的機會則愈大。而這種挫折，未必人人可以承受。此外，愈投入某一計劃，視野可能愈窄，往往只能從該計劃的特定眼光看世界，則看問題有趨於偏激極端之虞。或許，這是不得已之代價。

問題因此是：衡量一個人的幸福與否，是就其成就言，抑或就其平衝不同價值而言？這也不易答。一個人的成就，當然有外在的客觀量度標準。問題在於，判斷一個人幸福與否，依然得考慮內在的個人觀點。從第一身的觀點來看，他如何看待自己，始終是一不可忽略的因素。這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外人看來十分成功的人士，內裡卻常常自覺一己生命毫無價值。

除了投入，ground project的另一常見的重要元素，是它往往有一內在的卓越標準，從而令我們在不斷的實踐中，得到進步，並感受自我實現（self realization）的喜悅。一般來說，ground project本身愈複雜，挑戰性愈大，那麼得到的滿足感便愈大。Rawls在《正義論》中所說的Aristotelian Principle 指出的便是這點。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human beings enjoy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alized capacities (their innate or trained abilities), and this enjoyment increases the more the capacity is realized, or the greater its complexity. The intuitive idea here is that human beings take more pleasure in doing something as they become more proficient at it, and of two activities they do equally well, they prefer the one calling on a larger repertoire of more intricate and subtle discriminatio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99, p.374)

或會有人問，會不會有人沒有ground project？我想是有的。而這通常是由於外在條件的限制。例如很多人為了生存，生命中大部份時間都是做一些既非自己選擇，亦非自己認同，但卻不得不做的工作，而當這些工作極度異化，又或其性質完全沒有挑戰性，要求的只是不斷的重覆的時候，我們有理由說，這樣的人生，不是一個幸福的人生，或其價值較低。這種結論，絕不是對某些人或某些行業的歧視，而是出於對人的尊重：尊重人的自由本性以及ground project對我們生命的重要性。由此帶出的政治含意是，過度分工，過度貧富懸殊，過度價值單元的的資本主義社會，令得很多人無法享受有意義的人生。

最後，一個幸福而有意義的人生，和運氣（Luck）息息相關。生活充滿不確定性。我們出生在那一個社會，那一個家庭，活在那一個時代，生成怎樣的個性，遇到什麼人，都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這些偶然因素，深深影響我們的人生際遇及個人幸福。當然，這些偶然，並非不可以改變。例如改變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便可以根本地改變我們每個人的處境及選擇的空間。儘管如此，從個人際遇來看，運氣的成份仍然相當大。以性格為例。即使在完全相同的處境中，性格不同的人，往往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並對這些選擇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性格，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們選擇的。這也許是人作為人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