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什麼樣的淪陷？誰的和平？

什麼樣的淪陷？誰的和平？

文︰穆弓

世貿完結。對很多香港人，這是難忘的一週，雖然每個人的感受和滋味均不相同。只隔了一天，香港的政改爭論，迅即又主導我們的公共議題。世貿留下的許多問題，很快便會被遺忘。趁大家記憶尚在，我想談一點有關對於「秩序」的迷思。

讀書時代做學生報時，有好些新聞系同學做編委。這些同學由於學科訓練的緣故，常常強調記者要客觀中立，要反映事實，要不偏不倚，不應有自己的立場。持相反意見的同學，則認為新聞根本沒有所謂客觀中立，只要不歪曲事實，並盡量給予各方回應的機會，對新聞事件採取某種立場，不僅不能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這有兩重意思。一是學生報本身應該具有某種立場；二是任何文字書寫，都難免帶有某種「成見」，因為沒有所謂「客觀中立」的文字書寫。所以，判斷一宗新聞的好壞，不在於它是否夠中立，而在於它是否有觀點有見地，能否引發讀者思考等。
這些爭論，常常出現。這幾天的事件，再次令我想起這些問題。

2005年12月18日《明報》頭版的大標題是「灣仔淪陷」，然後如此報導：「香港昨日經歷了1967年暴動以來最嚴重的騷動，連日來表現和平的反世貿示威者，在今日會議閉募前夕突然發難，昨天兵分多路衝越多條封鎖線，與警方爆發近距離的肉博戰，猝不及防的警隊節節敗退，灣仔區一度『淪陷』為示威者的天下。」我傾向相信，在香港新聞行業中，《明報》是不多的幾份報紙，仍然較為恪守新聞倫理的（無論我是否同意它的某些社論觀點）。

那麼，「灣仔淪陷」是個中立的判斷嗎？當然不是。我們都知道「淪陷」、「暴動」、「騷亂」有極負面的意思，它背後意味著一大堆東西，例如暴力，混亂，非理性，傷亡，對既有秩序的顛覆等等，由此隱含政府有責任有理由去採取任何它認為必要的行動。所以，警方界定事件為「騷亂」，我並不意外，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化它採取的行動。《明報》接受警方的解釋，並用這樣的角度去形容事件，自然已經接受了某種立場，並引導讀者從這種角度去判斷整件事，從而接受政府的做法是合理正當的。

我並不是要求傳媒中立。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所謂「中立」的語言。爭論的要點，是《明報》這樣的立場，是否站得住腳。「淪陷」一詞通常用在戰爭之中，當某一地方淪陷了，即意味著原來屬於某一權力統治的地方，被敵對一方用武力佔據了，並取得了該地方的控制權。它意味著原來的管治權威的喪失。所以，用這個詞時，一定是用來形容極為嚴重的武力衝突。

但12月17日晚上的灣仔淪陷了嗎？灣仔在12月17日由南韓農民武力佔據，並取代香港政府管治這個地方了嗎？我想，無論持什麼立場的人，都很難會同意，這是一個正確的有關事實的描述。正如李明逵所言，灣仔一直牢牢控制在警方手中。在所謂的衝突中，香港警方從來擁有絕對的優勢，警方只是用了「最低度」的武力，便輕而易舉的將一千多示威者（絕大部份在進行和平抗議）服服貼貼的扣留在灣仔大街十多個小時。而這樣規模的抗議示威，我們每天打開電視，全球各地幾乎無日無之。換言之，用《明報》的邏輯，全球政府每天都在「淪陷」之中。

無論我想像力多麼豐富，我都難以理解這份自稱「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用「淪陷」和「暴動」等來形容今次事件，是合理恰當的做法。它將事件極度誇大醜化了。帶來的後果，則是完全合理化警方的行動（同一天的社論正是這個立場）。農民的訴求，也自然的被忽略了。而日後倘有其他類似的示威行動，警方再次發射水炮催淚彈，乃至動用防暴裝甲車時，也都隱隱然取得了某種自明的正當性。

《明報》的「灣仔淪陷」論，不僅扭曲了事實，而且在讀者之間塑造了某種集體記憶，並合理化了政府對暴力的使用。由於它對事件的判斷本身不合理，由此而導致的結論自然也難以令人信服。《明報》當然很清楚這種後果，這也許亦是它的目的。但為什麼要如此形容今次事件？我想它背後有一價值預設：任何挑戰警方權威的行動，都不能被接受。示威可以，但必須「和平、理性、有秩序」，必須在警方容許的範圍之內進行。由此再多一重預設：「和平理性」本身是好的，「衝突非理性」本身則是錯的。

這是香港社會極為根深柢固的集體意識。所以，長毛那些稍稍過激的行為，往往會被眾聲指責。我們的社會，對失序有極度恐懼。這當然其來有自。例如政府及媒體經年累月對「六七事件」的負面報導（當時尚未出生，所知不多，故不願用「暴動」一詞），很多新移民對中國過去幾十年政治動蕩的恐怖回憶等，都令「穩定」壓倒一切。只要祭起「穩定」「和諧」，其他價值都要讓路，甚至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可以被隨時剝奪。

但我們可否問一句：「什麼樣的穩定？誰的和諧？」

我們只要稍稍回顧歷史，「穩定」並不總是被贊美的。大家都知道，1919年的五四運動，源起於學生上街抗議巴黎和會中列強加諸中國的喪權辱國條約。結果學生被捕，當時的總統徐世昌「禁止學生再行糾眾擾亂秩序」，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辭職，最後引致全國罷課罷工。再看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國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社會秩序，全城戒嚴，血洗京城。今天，大抵很少人會譴責五四和八九的學生，說他們令得「北京淪陷」，理應被鎮壓吧。

我想說什麼呢？我想說，示威所用的手段本身是否正當，不能只停留在它是否衝擊了既定的秩序來判斷。如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既定的秩序是不合理的，是應努力抗爭令其改變的，那麼我們對於抗爭所採取的方式，自然會有不同判斷。我們支持五四的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爭取的目標是正當的。將「和平理性」抽離抗爭的具體場景，然後將其絕對化神聖化，恐怕是一種迷思。（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非和平非理性」的手段便必然合理。）

在這裡，我無意說韓農在12.17事件中所用的手法，相應於其目的，是必要且合理的。這當然可以爭論。我的擔心，是當政府傳媒以至各種各樣的意見領袖在絕對化、神聖化「和平、理性」時，它會導致這樣一種後果：無論一個人面對的壓迫，是多麼的不義多麼的鉅大，她都必須在政治權威劃定的範圍內行動！任何逾越這個範圍的行為，都不容許且不正當。因此，對於未來遙遙無期的日子，香港只能「循序漸進」的「邁向」普選，無論我們有多憤怒多失望，最多最多可以做的，便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從維園行去政府總部，讓尊貴的統治者「聽到」我們的聲音，然後和平散去。絕不可以再多。再多，便屬於「非理性」的破壞社會繁榮安定的搞事分子。

歷史告訴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和平」往往是一方必須繼續忍受另一方壓迫的同義詞！